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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险——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简体】【繁體】
添加日期:2016/8/30  点击次数:19191
第十一章  险
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孙子
险是指险要、险恶或风险,是人们面对某种危难境地时的称谓。
谁都知道,战争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事,一旦失手,波及到国家的存亡和民众的死活。因此,孙子历来把培养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包括在他视野之内。他说的“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篇》),就是承认:把全军将士投掷于危险的境地,并在险中取胜,是一名将帅的责任。又说:“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劝诫人们对待像战争这样凶险的事情持谨慎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
既然有风险,就要敢面对风险,并且想办法超越风险和战胜风险。
孙子在这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孙子论险
孙子对险的看法,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认为风险难免会出现;二是一旦出现风险,不必惊慌,须直面相对,对风险做全面分析,并有应对措施,包括利用风险,在险中求胜。
先说第一点。
在《地形篇》,孙子说:“兵有六败”、“将有五危”,”都是指战争常面临失败和危险。至于他在兵法里常说的“殆”、“亡”、“负”、“灾”、“凶”等,也可以看做是“险”的别称。
从具体的战争状况看,也认为遭遇风险在情理之中。
例如:《地形篇》里,当论及战场上常见的六类地形时,其中一类是险地,也就是充满了危情之地。孙子举例说:假使敌人已占领了高耸地形,迫使我军实行仰攻,或我方先期占领高耸地形,迫使对方实行仰攻,敌我双方都可能要承担失败的危险,也就是遇到了险情。
又如,《九地篇》里,孙子把战场上常见的地形分为九个类别。即散、轻、争、交、衢、重、圯、围、死。其中,两类战地与险有关。一类是“争地”,即敌对双方奋力争夺的地段。在此种地段里作战,犹如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另一类是“死地”,也可解读为“危地”。遇到此种地段,若缺少应对方略,必死无疑。
风险既然经常出现,那应怎样去面对呢?
照他的看法,有两种方法可供考虑,一是对险情应综合分析,二是面对风险,要及时调动人的智慧,发挥人的潜能,力求化险为夷,在险中取胜。
什么是综合分析?简单说来,就是避免认识上的单打一。即不是只捉住事物中一个因素,而是将全部相关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判断,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整体分析。
应当说,这种分析的方法在《孙子兵法》里最为多见。如在分析战争要素时,他提出过道、天、地、将、法五种;在解读什么是合格将领时,又列举智、信、仁、勇、严五项;在权衡每一方的战争实力与潜力时,还指出了度、量、数、称、胜五条。而当分析某一次战役有无危险和危险究竟有多大时,他也主张取类似的方法。
有一段话可作为例证:“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此。”(《地形篇》)这段话是分析此次战争为什么失败。它包含几层意思:一是敌多我少,二是敌强我弱,三是我方的指挥员对这种强弱众寡的情况缺乏清醒的认识(“将不能料敌”),四是我方缺乏精锐部队作骨干。孙子认为,此种情景下,我方的失败势所难免。
人们也会反问:上述四条中,假若有一些条件不尽如上述,如敌军虽多但不强,我军虽少但不弱;或者,敌虽人多且强,我方人少且弱,但我方指挥员十分高明,不但对此种强弱对比已有认识并做好了应敌准备,比方说,我方囤积了一支很强的预备队。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方虽遇危险,不仍有很大的胜利可能吗?
这一分析说明,人们日常所说的危险,往往是许多综合因素使然。
其中,每个因素,都成为此次战争胜或败的制约因子。因此,单单抓住其中一项,或敌强我弱,或敌众我寡,或敌有知而我无知,或敌有备而我无备来分析判断是否有险情或险情之大小,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只有综合全部的相关因素,加以权衡比较,才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
不过,尽管在战争爆发前,人们对与该战事有关的各种情况做了全面了解和综合分析,但意外的情况在所难免;况且,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危险的局面还是会出现。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孙子的说法是:遇到危险时,不必惊慌,应沉着应对。他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出现险情本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在于能用智谋去化解危险。举例说:吴越两国世代为仇,越国又兵强马壮,相形之下,吴国兵力较弱。但他认为吴国也不必惊慌,因为越国人意骄志满,出兵时往往“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对付这样的对手,最好是集中兵力攻其一路,使其余的兵力归于无用。孙子以诙谐的口吻说:依我看来,越国的兵虽多,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又有什么补益呢?(“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见《虚实篇》)再有就是反向思考,有意识地把兵力投到危险境地,以毒攻毒,充分调动人的体力和智力,利用人常有的求生意愿,化不利为有利,化险为夷。
关于后一点,孙子这样说:合理用兵,巧设计谋,使敌无法察知,这本是对将帅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克服危险的极端办法,是把士卒置于无路可退的境地。这样做的结果是士卒死也不会败退。既然士卒死都不怕,就都会尽力作战了。又说:士卒深陷危地,就无所畏惧;无路可走,军心就能稳固;深入敌国就不会涣散;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战斗(“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见《九地篇》)
二、谈博弈
孙子关于应对风险的论述,除了上面介绍的内容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就是从方法论的视角较早地提出了博弈的方法。
何谓博弈?弈指棋,博是指下棋。博弈是告诉人们如何下棋。谁都知道,当两位棋手下棋时,一位棋手投下一枚棋子,须事先考虑另一棋手下一步或下几步会投下什么样的棋子。也就是说,一方的行为是以另一方的行为方式为前提,双方在棋局中处于联动的状态。
查阅中国古书,《论语》里已有过“不有博弈者乎”的话。当时的棋是用六根筷子来下,称“六箸十二棋”。不过,它已包含了整个棋路的特点。后来的象棋、围棋等,也都是按这种棋路设计的。
何以见得《孙子兵法》中已有博弈的思想了呢?
请看以下的段落。
在《作战篇》里,当谈到以什么样的方针对敌作战时,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其中的围、攻、分、战、逃,指的是在不同的力量对比中采取的不同战法。
这里,他把应对方略与对方的兵力多少连在一起,就是把交战双方的部署看成是联动状态。
在《军争篇》里,当谈到在战场上应如何争取“主动”时,又说:“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他要求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以自己的粮足食饱来对待敌人的粮尽人饥,这是掌握军力的方法。又要求不去攻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的敌人,不去随意攻击阵容严整、实力雄厚的部队,这是掌握因敌而变的方法。这段话里最后出现的“治变”一词,是画龙点睛之笔。治变即以变治变,即随着对方的变化而变化,或叫做敌变我变,符合于博弈论里说的一方行为因另一方行为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则。
博弈思想在当代已发展成为一种决策理论,即博弈性决策,又称竞争性决策或对策,与风险性决策并驾齐驱。二者的相异点是:风险性决策一般是用数学方法去把握决策对象出现的概率,此种概率是确定的;博弈性决策则除了把握对象出现的概率外,还要考虑到对象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前者处理的是兀然不动的死物;后者所处理的,则是具有极大灵活性的变动着的活物,后者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当然,无论是风险性决策,还是博弈性决策,前提都是承认人的行为有风险,并试图超越风险和战胜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具备风险意识是第一位的。
当今,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上,甘冒风险,不再是一件新奇的事。比尔·盖茨就曾说:“作为领导,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危机感。”他认为,每个企业家,在参与竞争前,都应具备一种冒险精神。
事实上,越是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投资便越多,风险也会越大。
如硅谷的风险投资超过全美风险投资总量的1/3,1998年风险投资总额为41.2亿美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年均增长为27.6%。其中,90%的资金投入到通讯、软件、电子、生物技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
不单是商战,甚至也不单是经济生活,即使是一般的社会生活,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俗语说:凡事三分险。因此做任何一件事,都应时刻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
有人以调侃的语气写了一首题名为《危险》的诗,说明了危险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
向众人展示你的理想、梦想,
有将它们失去的危险。
爱有得不到回报的危险。
生有死的危险。
希望有失望的危险。
尝试有失败的危险。
什么也不做的人,
不冒任何风险,
却什么也不会有,什么也不是。
 
三、要敢于冒险
在商界,从西方到东方,任何一个企业家,大都有过冒险经历。
我们先举出美国被称为“石油帝王”的格蒂。
琼·保罗·格蒂(1892-1976),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他21岁涉足石油界,24岁便成为百万富翁。究其原因,敢于冒险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人们戏称他是“以赌徒的冒险精神抓住每一次机会”去营造其石油帝国的梦想。
他的首次冒险是出道不久之时。当时有一家名为泰勒的农场要出卖。据推测,这座农场的地下藏有石油,因而,许多石油企业家为之动心。格蒂很想把它买下来,却苦于资金不足。那时,有几家实力雄厚的买主正打算在拍卖会上报价时一比高低。格蒂经过严密测算,报价可达到1500美元。如果真是这样,格蒂只能望洋兴叹。
此情此景,他只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弃竞拍的机会,眼看着黑色的金子流到别人口袋里;二是想办法把报价压低,以弥补自己资金的缺陷。但这样做,一旦被戳穿,就全线崩溃,还会冒丧失信誉的危险。
他选择了后者。
前面说过,照孙子的主张,遇到强大的对手,或者避开,或者变得比对方更强大。假定不能变得比对方强大,孙子建议用“示形”方法,佯装成比对方强大的样子,使其受骗上当。
对当时的格蒂来说,只能是示形。
如何去示,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想了一条妙计。就是聘用一个实力雄厚的强手参加竞拍,以吓阻对手,既然有强手加盟,报价自然回落,对手不战而退。这种办法换成中国人熟悉的话,叫狐假虎威。
事情的经过是:拍卖会前,格蒂说服了当地一家银行的副经理,请他参加投标。理由是:虽然有几家竞争对手实力颇强,但毕竟不是这位银行家的对手。如果银行某一位负责人参加竞拍,其余人一定会觉得,即使出再高的价,也抵不过银行家的雄厚资本,干脆别较劲了。显然,这是格蒂在使用一种心理战术,是借助于一种优势力量威慑对方。结果不出所料,南希·泰勒的农场竟以令人吃惊的500美元(也就是相当于格蒂推测最高价的1/3)的价格被格蒂弄到了手。
此次参与竞拍的危险在于,格蒂不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是借助于别人的实力来压倒对方。万一不慎败露,竞买不成,还会影响到自己在商界的信誉,进而堵塞自己的生财渠道。但由于格蒂计划周密,措施得当,居然逃过了危险,获得了成功。
有了这次经历后,格蒂决定冒第二次险。
那是在1938年,即在欧战即将开始之际。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块上等的房地产急于兜售,但问津者廖廖。原来这块地皮上,有一座42层的楼,叫皮埃尔饭店。这座看上去十分豪华的饭店,住宿的旅客却很少。格蒂经过调查,这家饭店甚至不曾有过赢利的记录,在出卖的当口,还继续亏损。
这显然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如果买下来,可能砸到自己手里,落得个血本无归;如果不买,则又可能失去一次廉价购买的机会,也会是损失。格蒂经过权衡,决定再冒一次险,把皮埃尔饭店买下来,价格被压低到235万美元,即不及当年成本价的25%。
格蒂为什么甘冒风险,把地皮买下来呢?一是,他对于当时的形势有清醒估计。虽说那时正处在世界经济萧条时期,房地产业也是在低迷状态,但战争的危险,一时还波及不到美国,而只要美国经济复苏,价格肯定上扬。二是,他自己也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可以做长线投资;三是,他还有一项秘而不宣的计划,就是饭店在他手里重新开张后,打算在经营饭店的同时开设歌舞厅,以重金聘请当时名声大噪的走红宴会歌星斯图尔斯。这样,皮埃尔饭店将一炮走红,不仅走向兴隆,而且会扭亏为盈,使格蒂大赚其钱。
结果如他所料,饭店开张后,生意火爆。他第二次冒险又取得成功。
细心地研究一下格蒂的两次冒险,有几个方面会给人以启示:
其一,在冒险之前,格蒂对所处的形势以及自身在竞争行列中所在的位置有清晰的认识。第一次,他几乎没有资格参加竞拍,第二次,他购买的地皮可能会成为一块烫手的山芋。可见,两次冒险对他都有强列妁挑战姓盾,归她也方某些强项,如洞悉形势、具.头脑灵活等。
其二,决定冒险时,他手里都有一张化解险情的底牌,不是盲目地碰运气。前一次是聘请了当地一位银行家以吓阻对手;后一次是高价雇用名歌手斯图尔斯,为新开张的饭店增色,两者都取得了预期效果。
其三,最重要的,是格蒂本人既有超人的勇敢,又有非凡的智慧,是勇敢加智慧于一身。离开了这些,其冒险决不可能成功。
四、 险,不可轻易去冒
前面说过,作为企业家,必须具备相当的冒险精神,但也要承认,如果冒险不成,会大伤元气,甚至全军覆没,正如下棋的棋手一着不慎,会满盘皆输。因此,下决心冒险前,一定要有利弊得失的仔细权衡,脚踏实地的努力,还要有相应的后备措施。就是说,敢冒险和莽撞行事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韩国当代企业家郑周永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他既敢冒险,又脚踏实地。
郑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上过几年学便开始闯荡天下。修过铁路,建过楼房,经受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苦磨练,具有了一种不畏艰险又办事干练的可贵品格。他所在的现代企业集团,与金宇中的大字公司、李秉吉的三星公司,并称为韩国商界的三驾马车。
还在郑周永小有成就时,他承接过一个大的工程,是沙特阿拉伯的吉拜港工程,这次承接的成功,使得他在商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
那是在1976年2月间。当时,号称该世纪最大工程的吉拜港向全世界招标。据一般的估计,可能被选择的,首推雄踞欧洲的五大建筑公司,即西德的“菲力普·霍斯曼”、“朱柏林”、“包斯卡滕斯”和英国的“塔马”、荷兰的“史蒂芬”。这些公司谁也不肯放过这块肥肉。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郑周永的“现代建设”集团,如果不显示自己的特殊优势,便休想夺标。
特殊优势在哪里?就是想办法把价格压到最低,变为“倾销价格”;但如果压低了价格,却不能按时交付工程,又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呢?原来,该工程包括海港的防波墙、岸边的道路、船舶停靠设施及海上输油总站,而工程的核心部位是其中的浇铸结构。经过初步测算,输油总站的底部工程需沉箱89个,每个沉箱长20米、宽18米、高63米,重约400吨,造价约5亿韩元。郑周永对上述各项进行了精密计算,觉得有压价余地。于是,主动请缨,提出自己的报价可以比最高标价低出5.1亿美元。招标人在欣喜之余,答应此项工程由郑周永承包。
郑氏为什么敢于承包,是因为他手里有一个为其他公司所不能有的杀手锏,即韩国境内的廉价设备及建筑材料的低成本。
上面说过,整个工程的基本构件是输油总站的底部沉箱。而假定这些沉箱在沙特国内制造,价格将十分昂贵,同时参拍的几家大公司之所以不敢压价,也是因为受到高成本的限制;但如果改由韩国制造,用大型货船将沉箱运到工地,则削去很多成本。问题在于,采取后一种办法,则要冒远涉重洋的风险。这些沉箱在韩国浇铸完毕后,须用船装载,船舶经过台风频仍的台湾海峡及菲律宾海域,大约要经过6000多海里航程,才能到达沙特,且一次往返需35天。工程风险之大和难度之高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为了抗御风险,郑周永决定破例使用立体平台船装载,并配合以一万马力的拖船拖运。经测算,这种平台船每次可装五座沉箱,如若将沉箱全部运往吉拜港,大约需往返18次。其中有一次出现险情,将会损失25亿元。郑的这项决断,不仅本公司的员工感到出乎意料,连沙特的外国专家也惊得目瞪口呆。一些好心的员工为预防中途出意外,主张投海上意外保险,却遭到郑周永的断然拒绝。
郑氏为何甘冒如此大的风险,揽下一项远在万里以外的工程?概括起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自己一个下属造船厂——蔚山造船厂,这个厂造的立体平台船能顺利漂洋过海,有充分的把握;二是工程所需的各项建材在韩国的价格极为低廉。而这种造价的低成本足以抵销可能出现的意外损失。即是说,即便在某个环节(如运输)上发生一些问题,郑氏公司也能承受。
郑周永承担吉拜港工程的事例又一次告诉人们,作为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应不怕承担风险,必要时应敢于冒险,但又不可轻易去冒。要有勇敢精神,又应有严密测算;既要胆大,又要心细,还要以必要的应对措施作底牌。这样,方可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甚至不会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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