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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法——法令孰行?兵众孰强?【简体】【繁體】
添加日期:2017/2/16  点击次数:15455
 
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孙子
在《孙子兵法》里,当论及一员合格将领应具备的五项条件时,提出的一项是法。
法是什么?按通常的了解,是指方法、办法;在军事学里谈到法,大多指规矩或制度,也就是法度。《书·大禹谟》里有“儆戒无虞,网失法度”的话,意思是:警示常存,法度不废,一个团体才易于治理。
孙子对他提出的法也做过解说:“曲制、官道、主用也”(《计篇》)。曲制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两项都同军队的法制有关,是指对人的管理;主用则是指军需物资、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制度,指对物的管理。总的看,孙子说的法,是孕含了军队的构建模式,它包括对人的管理制度及对物的管理制度两项内容。
孙子在《形篇》里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这里的法,专指赏罚,是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论在《计篇》还是《形篇》,在谈到法时,都把法度、规则、奖罚等等归并到一起,成为孙子对法的多方面诠释。
一、治众如治寡
组建一支军队后应如何管理?孙子提到的原则是:“治众如治寡。”
他说:治理人数众多的军队像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属于组织编制问题(“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见《势篇》);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要能像指挥人数少的军队一样,是通讯、指挥的问题(“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见《势篇》)。
这些话蕴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面对众多的兵员,如何组织?另—-层是将组织起来的兵员带到征战现场,又如何指挥?
为了回答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他又提出了分、数和形、名这样一些概念。
分是指卒、伍之分,类似现在军队里的班、排、连等的差别;数是指对这些不同数目(人数)的编制单位有所统制。分和数合在一起,便是指军队的组织与编制。形和名又指什么?曹操对它们的解释是:“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它符合于孙子的原意。《军争篇》里有“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的话;并说这样做,是为了“变人之耳目”。也就是说当战士听到鼓的声音和看到旌旗摆动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能自动地调整自己的队形和变更作战的方向。
应当说,孙子在当时的低技术条件下,提出这样的统御思想是很了不得的。
众所周知,军队的组织是一个很特殊也很复杂的社会群体。按照《孙子兵法》里所说,当时一国出兵,至少需有十万人马。这十万人马大体上是八个军。那时的军队编制又分为军、旅、卒、伍几个编制等级,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凡属军队调遣、作战、转进、收兵及其他命令的下达,都要由最高层发号施令,直到基层;而基层如有某种信息传递,也应由各级组织逐级向上。此种情况下,各个级别职责的区分至关重要。苟子在谈到国家的治理时曾说:在一个组织的成员里,等级名分的区分绝对必要。政令都相等,国家就不好治理;权势都相同,政令则不能统一;众人地位相等,就谁也不能役使谁(“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其实,军事组织又何尝不是。如果军队里没有等级与职责的明确区分,不重视军队的分和数,就不可能有一支组织缜密和纪律严整的军队。反过来说,只有重视了分和数,才会令出必行,军令如山倒,军队的最高长官指挥庞大的队伍才会像指挥一个人那样灵活和轻便。
孙子对上述论点是这样描述的:
善于用兵的人,提挈三军就像使用一人那样容易(“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见《九地篇》)。
又说:指挥全军之众如同使唤一个人一样(“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见《九地篇》)。
至于形和名的具体作用,我们也顺带解释一下。
上面说过,形和名照曹操的解释是旌旗和金鼓,也就是关系到军队战场指挥中的通讯与联络。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现象。
试想,在战场上,将帅与士卒拉开了距离,作战态势瞬息万变,时间的应用又分秒必争。在人马杂处、厮杀震天的状况下,怎样把上级的命令准确地传达给下级,并立即转化为下级的行动,鉴于技术条件极低,只能靠最原始的方式去传递信息,这就是金鼓和旌旗。鸣金收兵,击鼓前进,是作用于战士的耳;点起火把,摆动旌旗,是作用于战士的目。所谓“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就是指金鼓和旌旗这几样东西的存在,可以弥补战争环境里人的耳目的缺陷。
二、将能而君不御
下面进入一个新的话题:如何看待一个组织中上级的积极性与下级的积极性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
孙子在《谋攻篇》里列举过战争能取得胜利的五种情况,其中一条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大意是说:假使将帅指挥能力强而国君又不加以牵制的,会胜利。
之所以提出这一条,是针对了一些国君自视高明,对将帅不放心,在关键时刻加以牵制的情况来说的。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不乏这样的典型事例。燕国君主燕昭王与他的大将乐毅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
乐毅是战国中期燕国的一位著名将领,燕昭王对他钟爱有加,任命他为亚卿,参与燕国军政大事的谋划。
当时,正值战国七雄争霸,原先居于霸主地位的齐国江河日下。公元前254年,在燕昭王的主持下,拜乐毅为上将军,动员全国兵力,并会同燕、秦、楚、赵、魏、韩六国大军,大举伐齐。联军与齐军相会于济水。由于齐王昏庸残暴,国内人心涣散、军无斗志,而联军却如脱缰野马,斗志高昂又指挥得法,一交手,齐军便遭惨败。
当齐军主力被歼后,乐毅等人力主乘胜追击,而齐国谋士剧辛等人却持反对意见。关键时刻,燕昭王支持了乐毅。联军长驱直进,攻克齐国国都临淄,又连克70余城,威风大振。燕国上下人心欢快,昭王亲自到前线慰劳将士,还决定将昌国城(今山东临淄东)封赏给乐毅,号为昌国君。
但是,在此后,乐毅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起因是:当乐毅率联军大举进伐,逼得齐襄王不得不困守莒城与即墨两座孤城时,乐毅采取了久困长围战略,等待齐军自行瓦解。然而,时过三年,两城尚未拿下。于是,反对声鹊起。有人趁机诽谤乐毅,说两城久攻不下的原因是乐毅想当齐王。尽管如此,昭王不为所动,还给乐毅以褒奖。不幸的是,昭王早逝,惠王即位。他听信了田单等人的谗言,动摇了对乐毅的信任,下令由骑劫代替乐毅,并召他回国。乐毅为免遭迫害,只好投靠赵国,死于赵地。结果是:联军打败齐国的事功败垂成。
这个历史故事启示人们:乐毅作为一名将领,前后期的命运迥然有别。其分界线全在于君主对部下的态度。当君主确信其有才能,备加信任并鼎力相助时,出现了“将有能而君不御”的可喜局面;当君主怀疑其才能,并横加阻拦和牵制时,便出现了有功不显、前功尽弃的痛苦的结局。借用孙子的话说是:将能而君御之。
孙子说的“将能而君不御”,同他的另一个论断“君命有所不受”实际是相互匹配的。
《九变篇》里有一段话是:“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是说,在战争过程中,部将对道路、攻击目标如城池、土地等,都应有所选择;即使是来自国君的命令,也不应毫无疑义地全盘接受,可以根据战场实际选择执行。当部将为贯彻君主的整体意图而与君主所持具体实施方案有差异时,君主不应提出反对意见。
无论是“将能而君不御”,还是“君命有所不受”,都表达了类同的意思:上级对待下级,应持的一种正确态度和方法。即上级委派下级完成某项使命时,应充分信任并完全放手,上级不应以某些次要的原因为理由,对下级的决定横加阻拦与牵制,更不能借故改变初衷,废止与下级在当初的约定。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使命的最终完成。
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为什么某些主管人不能做到“将能而君不御”,无非是基于以下原因:或是对下级能否遵守上级决定不够信任,或是对下级的应变能力估计过低,或是主管者自视高明,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等等。
其实,这些理由,在孙子看来都很难立足。
在《谋攻篇》里,他说:作为君主,有三种祸患,即“縻军”、“惑军”和“疑军”,是指束缚军队,使军士不知所从或产生怀疑。这三者都是由于君主身居高位,自以为全知全能,不尊重下属意见而所致,是兵家大忌。也是作为主管人的一种心理缺陷。
现代企业家的经验已经证明:虚心听取并采纳下属的正确意见,给下属以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位合格领导者的高素质的表现。企业领导应认识到:他的威信和才能不表现在专横独断,而表现在博采民意;不在刚愎自用,而在于从善如流;不在包揽一切,而在富于想象。作为一名称职的被领导者,其素质也不是表现在对领导者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而在敢于探索,肯于负责;不在死守成规,而在办事灵活;不在盲从权威,而在有个人信念,有独立见解。
事实上,当代有许多杰出的领导人都具备了这样的优秀品质。
前文已提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关于“提高工作效率十原则”里,有三条是主张领导人应善于倾听与遵从下级的意见和建议的。她说过:你把任务交给谁,这个人一定要敢于直言。反对靠委员会讨论传递意见,而希望由亲自参加过调查研究的人向她报告,因为他们有真知灼见。她甚至提出,要善于从“干”的人身上获得力量。
西门子公司是德国一家知名度很高的老公司。在这个公司,员工有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公司不但肯及时提拔那些出类拔萃者,而且对一时不能胜任工作者,也不会将他们列为另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允许下属犯错误,理由是:一个人在几次犯错误之后会变得茁壮,这对公司有价值;况且,犯过错误的人在个人发展道路上至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IBM总经理沃尔森,在调动下属积极性方面更有独到见解。他尤其看重丹麦哲学家哥尔科加德的一段名言:“野鸭或许会被能人驯服,但一旦驯服,野鸭就失去了它的野性,再也无法海阔天空地自由飞翔了。”正因为他信奉这些话,所以在公司内外,他不喜欢围在自己身边尽说恭维话的人,而特别喜欢那些不拘小节,个性强烈,以及直言不讳甚至敢同自己吵架而自己又一时难以接受的人。认为只有聚集了这样的人,才能集思广益,把企业办好。
总之,在新的管理理念里,一·方面,领导者对下属应大胆放手,充分信任,如中国古语里说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另一方面,又要酌情给他们压担子,培养他们的进取心,要他们独当一面,勇于负责,让B级的入做A级的事。如此双管齐下,才可能使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三、信赏信罚
孙子对法的见解,除了集权意识、信赖部下等等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是信赏信罚。
照孙子看:如果要使士卒勇敢杀敌,就应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要想夺取对方的资财,就要用财货奖赏士卒(“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见《作战篇》)。
他又认为,在必要时,处罚士卒也不可废弃;他主张用兵要严。他说过,在判断各方兵力强弱时,有一条是“赏罚孰明”。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齐之以武”,便是指用军纪和军法统一步调。
惟有如此,才能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其实,仔细地考察,在中国兵学史上,许多兵家都一律是主张刑赏并重的。
如吴子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六韬》里说:“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又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
不过,相比而言,孙子在对于下属的赏罚又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一是赏罚应及时;二是行法外之赏。
先说第一方面。
赏罚及时是指赏与罚的时效性。中国有句古语,叫“赏不逾日,罚不还面”,意思是:奖赏应即刻兑现,不要拖过今天;惩罚应即时惩罚,不必等到二次见面。
孙子正是持这种主张。
他说过:车战中,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应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士卒,并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人战胜一方的车队之中,对俘虏来的士卒要给予善待和使用,这就是所谓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愈益强大(“敌车战得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见《作战篇》)。
关于处罚,兵法正文里无经典论述,但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却记载了“吴宫教战”的史实,提供出了孙子严于治军的一段难得的佳话。
吴宫教战,指的是孙武初次晋见吴王,应吴王之约,作操场演练。被派往教场的150名宫女嬉笑散漫,不听指令。孙武虽三令五申,仍无效果。孙武在恼怒之余,下令处决两名队长,虽有吴王求情而不允,并回答:“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从这个事例中,能窥知孙武用兵有方。凡是他指挥的军队,能令行禁止,军纪肃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
法外之赏,也是孙子所提倡的。
他的主张是:在同别国交战时,应不惜重金搜集情报,并赏赐那些肯提供情报的人。又说:没有比间谍再亲信的了,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了(“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见《用间篇》)。还说:假如是由于君主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重用间谍,以致不能了解敌人情况而遭受失败,那就是“不仁”到了极点。
在《九地篇》里,他更是明确提出要有法外之赏,所谓“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就是主张施行超出惯例的奖赏,颁发打破常规的命令。
中国历史上,因功勋卓著而受重赏的比比皆是。
太公望吕尚辅佐周武王伐纣,谋略高超,深得武王信赖。周建国后破例将齐国营丘封赏给他。由于其修明政事,开发工商业,发展渔业优势,使齐成为大国。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利用齐国海滨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与百姓同好恶,使得齐国国富兵强,深得齐桓公器重。史书上记载他富贵得可以跟国君相比,拥有设置华丽的三归台*和国君的宴饮设备。但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
在国外,人们对孙子的法外之赏也很推崇。
拿破仑是一位威震欧洲的著名统帅,他对孙子说的“施无法之赏”极表赞同。带兵作战时,常常发布超出惯例的奖赏。如1504年他称帝后,诏封了14位元帅,其中一位是被破格提拔的达乌,年仅34岁,赏金100万金法郎;另一位内伊元帅,也不足37岁,赏金30万金法郎。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许多地区和企业的主管人也开始使用重奖制度。如1992年3月间,珠海市相关部门公布了对科技人员的重奖办法。其中规定:凡被授予一等奖的,可得到三室一厅的住房、一辆奥迪牌轿车与几十万元现金。
这一重奖制度果然奏效。五年间,来珠海工作的科技人员由原先的1.8万人猛增至5.2万人。其中,新来的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为1500人,待开发的科研成果300多个。
重奖制在珠海共执行七年,总共评出14个特等奖,4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两个四等奖。
重奖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人评论说:这无异是在中国科技界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又有人说,这使一直受压抑的知识分子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四、赏与罚不是万能的
信赏信罚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西方学术界已对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方式。有的管理学者甚至提出了“金手镯”理论。照这种理论,某位企业主管对其下属的赏识与重用,以及相应地提供给他(或他们)优厚的物质待遇,被形象地比喻为给下属戴上一副金手镯,并说:只要戴上了金手镯,受奖赏的人就会乖乖地听从你使唤。
而孙子却不这样看,他主张信赏信罚,甚至提倡“施无法之赏”,但并不认为赏和罚是万能的。在他看来,有比赏和罚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道义的感召力和平素实行的良好的教育。并说惟有这些,能够唤起士卒的献身意愿,并树立起崇高的信念。
书中有句名言是:再三犒赏土卒的,说明(敌军)已没有别的可用的办法;一再处罚部属的,是(敌军)已陷入困境(“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见《行军篇》)。
为什么会这样,孙子做过如下的解释。
赏与罚从来不是孤立的,只是调动部下积极性的所有手段中的一种手段,它必须有其他手段相配合。
又说过:倘若士卒在尚未亲近依附时,就贸然处罚士卒,士卒一定不服,也难以使用他们继续作战。如果士卒对将帅已经亲近依附,仍不能实行军纪军法,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打仗的。鉴于此,他主张用道义的手段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来统一步调(“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见《行军篇》)。
孙子说的文和武,照曹操解释,分别指“仁”和“法”,也就是仁爱士卒和对士卒即赏即罚,换成现在的通用语,就是软的办法和硬的办法。孙子是主张软硬兼施的。
孙子对于有些将帅不会使用“文”和“武”,不能使两者相辅相济,而是彼此割裂,表示了明显的嘲笑的态度。
他说:将帅对士卒先凶暴后又畏惧的,说明其太不精明。(“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见《行军篇》)
孙子之所以认定赏与罚并不万能,是基于两点考虑。(一)赏罚手段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这些手段的应用需适时、适度,还要有其他手段相配合,过分迷信赏罚,往往招至相反的结果。(二)赏和罚之所以并不万能,还在于它只能刺激人们支付更多的体力与智力,却不能征服人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素质。拿破仑有句名言:“金钱并不能购买勇敢”,这可能是他率军作战的切身感受,也符合孙子的意愿。在孙子书里,把教养看成是第一位的。认为只有有了顺畅的心情,良好的心态,并树立起必胜的信念,人的体力、智力和技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前面我们介绍过珠海市实行重奖制所取得的成绩,现在谈谈它的教训。
人们知道,在1992年以后的七年时间里,珠海市曾用重奖方法招揽人才,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取得过良好效果,但几年后,又断然废弃了重奖制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要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珠海市实行重奖制,确实取得过不菲的效果。如以丽珠集团为例,从1991年至1994年,这个厂先后以“丽珠得乐冲剂”、“丽珠肠乐”及“丽珠赛乐”三个品牌发起了对药品市场的冲击,销售利润翻了一番至两番,连续三年获重奖。该厂职工欣喜地称企业在这个期间的经济效益实现了“三级跳”。本市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也由原先的13家增至29家,产值由26亿元猛增至62亿元。这说明,在奖励制度刺激下,广泛采用新科技成果,经济效益直线飚升。
但是,好景不长。1995年前,该市高科技呈急速上升趋势,但到1995年至1998年,虽然也在上升,但速度减缓。统计显示,1998年比1995年只增加了50多亿,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2%,只比1995年的19%上升了三个百分点。伴生的另一个现象是: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科技人员也未增加,连续四年,都只是5200多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招致了珠海市高新技术发展速度迟缓,经反复了解,是因为重奖制度出现了危机。
本来,珠海市是用重奖制招揽人才的,而它的重奖额度也确实令人心动。但无论是房子、车子、票子等,充其量只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需求,却难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和供科技人员进一步提高的手段。作为科技人员,希望跟上当代科技前沿发展的步伐,还希望享有进一步发展创造的自由;而珠海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城市,无沦是图书资料、实验手段、知识储备,还是相应的学术氛围,都一时难以满足当地科技工作者的需求,也就引不起他们的创造灵感与创造冲动,从而堵塞了继续发展的道路。
再有就是物质奖励方式也需要改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奖励方式应是将科技工作者的成果打人该项目的成本核算,也就是应以作价的方式先计人股份;当科技成果在市场上兑现后,按比例分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性颁发重奖。后一种做法,看上去不像是个人劳动所得,倒像是政府或企业的恩赐。
珠海市有关部门总结了多年来实行重奖制的经验与教训,做出了两项明智的选择:一是果断停止了已实行长达七年的重奖制;二是出台了关于科技成果入股及提成办法。办法规定技术成果出资人对其出资人股的技术成果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及转让权,保障他们能合法地获得自己的利益。
珠海市实行重奖制的前前后后,使人们体会到孙子说的“数奖者,窘也,数罚者,困也”确属至理名言。其实,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的需要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人们先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当这方面的需求基本满足后,他们对能力、知识、友谊以及实现个人抱负等方面的需求便提到首要地位。他们中的若干人,可能把成就看得比金钱更重要。这印证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另一名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的正确性。
方正集团创始人王选在谈及对奖励的看法时说过一段精彩的话。他说:当自己看到所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在香港出版界每分钟能印出图片几千张时,真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又说:任何一种优厚的奖励都比不上享受自己成功的喜悦。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候,不是获得了某种荣誉,而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对国家、对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那种成功的喜悦,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王选这段话,对孙子的“数奖者,窘也”这一经典名句做了最好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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